一、中国古今之变的思考

新文化运动是否是对中国自身传统的一次断裂？中国历史的第三次大变革究竟是什么？变革的目标是什么？我们该怎么看待“古今之变”？我们自己的文明在外来文明冲击之下，该如何安身立命？

马勇x余世存x许宏：中国古今之变

而在中西的碰撞之中，发生了所谓“古今之变”。到今天，许多学者仍然认为，中国是一个没有完成“古今之变”的国家，一只脚在古代，一只脚在现代。那么，“古今之变”我们到底完成了多少？在外来文明冲击之下，我们该如何安身立命？中国到底是谁？

二、五四新文化运动：传统与创新的碰撞

余世存认为，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“学术公案”。作为儒家最正统的一位学者，钱穆在晚年承认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仍然是儒家文化的一个流派，或者说，他想把五四纳入自家的文化。这就好像五四新文化运动，虽然是中国文化离家出走的叛逆之子，但经过了多年，这个儿子还是自家的。

由此，我们也可以理解五四以来的激进主义，像王韬、严复等人讨论的近代转型的中国伦理价值转型。他们当时有很多困惑。当中国社会真的全部完成了向工业化转型，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碰撞，他们的问题也许就都能解决了。

三、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冲突

中国农业文明的状态是熟人社会，这就是为什么在古典中国的社会形态中，法制不健全，而伦理的观念特别健全。只有建设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业社会，我们才能脱离熟人社会。人们在一个陌生状态下，才有一个起码的规则自觉，完成工业化转型，我们才可以说与世界同步。

这样的好处是，通过说文解字，我们可以建立历史与当下之间的纽带和桥梁，从而能够识辨甲骨文等古代文字。弊端是中国的考古融入了太多的民族情感因素，甚至是民族信仰等问题。然而，在面对科学理性之时，中国考古应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呢？至今，仍是缠绕不清的问题所在。

四、历史变革的时间尺度

马勇则回顾了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大变革。殷周变革，是要解决中国社会的组织方式，从原来混沌的组织方式，过渡到一个伦理架构的组织方式。在殷周之后，每个人都有姓。有了姓之后，就有了儒家伦理的道德规范，五服之内不能通婚。这使中国的社会组织方式有了一个基本的章法。

看待历史的变革，需要时间的尺度

五、五四新文化运动：并非传统的断裂，恰恰是传统的再现

余世存认为，五四不是断裂的。我们往前追溯，可以回溯到谭嗣同和梁启超；再往前追溯，就到龚自珍。这与“冲击—回应”模式的解释框架有所不同，龚自珍恰恰反映了这一切是自家文化水到渠成的结果，五四的变革是中国文化自身的一个结果。

就像龚自珍当年在己亥年去扬州找当官的朋友蹭吃蹭喝要钱时，他也感受到，虽然扬州非常繁华、富丽，但他知道这种文化、生活已经走到了末路。他的感觉很敏锐。在他的《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》那篇文章里面，他很明确地说，从四时的变化来看，这个时候还只是初秋。

六、中国文明的未来走向

余世存认为，五四有可能是中国人贡献给世界文明的一个节日。从五四到现在，我们历经了四到五个世代，而世代是看待历史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。研究春秋的学者都知道，有所谓的所见世、所闻世还有传闻世，而对那个世代发生的事，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。

因此，我们现在思考的所有问题，都是中西交流碰撞的问题，几乎没有例外。考古学跟这问题是密切相关的。科学理性进来后，冲击了我们对三皇五帝、笃信不移的历史传承问题。我们就会思考，我们的历史有很多地方是建构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胡适先生，把东周以上历史重新梳理，但中国历史的根就没有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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